许多家庭在晚饭后都会经历类似的时刻。有人起身清理碗碟，有人留在沙发上看手机。谁做饭、洗碗、接孩子、赚钱？这种角色分工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形成的。有时有默契，有时却导致冲突。通常，人们认为这些事情都是家庭内部的小事，很少有人认为这样的日常安排会影响孩子对人际关系的理解，甚至影响孩子在学校欺凌他人。 2026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黄阳副教授和研究生在国际期刊《性别角色》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试图回答家庭内部角色分工是否与青少年欺凌行为有关这一看似影响深远的问题。研究人员使用了来自 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2023 年社会情感技能调查，样本包括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52,751 名 10 至 16 岁青少年。通过定量分析，他们希望将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分配模式与青少年的性别观念和同伴行为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家庭生活中导致欺凌现象早期出现的社会化线索。这些结果表明，不同的家庭角色分配模式通过影响儿童对性别角色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与儿童在同伴关系中的行为间接相关。来自角色更传统或不平衡的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形成性别刻板印象，这也与更高程度的骚扰有关。在杨黄看来，家务的分工或许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往往体现了人际关系的结构家庭成员之间：谁的决策权更大，谁的责任更大，双方是否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也学会了理解角色、正义、等级制度和权威。以下是新京报采访杨帆和博士生郑均耀的对话。上海交通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杨帆副教授（左五）、郑俊耀学生（左四）等学生。图片提供：受访者 仅仅关注校园欺凌问题还不够。新京报：关于网络校园欺凌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学校。你为什么关注家庭？郑均耀：我对校园欺凌的担忧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的父母都是老师，经常在晚餐时谈论他们的学生。当我听着他们谈论学校长大时，我注意到两种情况。这是一个家庭没有父母。这些孩子在学校的归属感往往很弱，很快就会孤立自己或加入欺凌他人的团体以寻求认可。还有就是有些孩子对于性别的观念非常固定，比如嘲笑性格温和的男生，拒绝性格强势的女生。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孩子从小就根据自己的性别模仿父母的行为，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这让我思考：这种模仿会逐渐成为一种职业吗？在卡米诺？还有一次，在朋友家的聚会上，我的高中生弟弟吃完饭后拒绝清理盘子。 “打扫卫生是女人的工作。”她认真地说。当母亲反对时，他指着父亲说：“你也不会这样做。”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孩子一时的爆发，而是源于我对性别角色的认知。从我的家人那里得到的。于是我开始思考孩子们是否可以通过家里的日常小事逐渐理解男人和女人的角色。这些知识会影响我们在学校如何看待和对待同学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15 个国家 50,000 多名 10 至 16 岁青少年的数据，以了解家庭角色与青少年欺凌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新京报：为什么谁特别注重家庭因素中的家务分工？黄炎：欺凌发生在学校里，但孩子最早、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是家庭。家务的分工是所有家庭互动中最具体、最频繁的。例如，谁做饭、谁带孩子、谁做家务、谁负责维护房屋等等，都是孩子看到的行为每天。通过这些细节，孩子们真实地观察父母之间的关系，了解男女在家庭中的角色。这些日常互动会对你的观念产生微妙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还需要更具体、可衡量的指标。 “婚姻关系好吗？”这样的事情很难量化。 ”和“家庭幸福吗？”，但国内的分工比较明确，可以在实际行为中看到。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七类家务劳动，包括做饭、赚钱、照顾和管教孩子、做家务、维护家庭、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我们强调的不是“言教”，而是某种“身教”。父母可能会说很多实话，但孩子们从他们的日常行为中学到最多。这种细致而连续的家务分工，往往能更准确地反映出家庭关系是否平等和融洽。互动很平静。研究团队根据照顾生病的家人、修理家居用品等七个方面，将家庭分工分为四种类型。受访者供图 家庭互动是孩子理解社会秩序的典范。新京报：您的研究得出了哪些结论？杨帆：数据表明，家庭内部角色分工与青少年是否参与欺凌行为存在相关性。家庭中的角色划分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是“平等的”，这意味着父母基本上平等地分担育儿、家务和赚钱的任务。 45%的家庭是“过渡”家庭，母亲承担大部分家务和照顾孩子，父亲也参与一些，母亲也工作赚钱，但可能少于父亲。大约17%的家庭遵循“性别规范”“家庭化”，母亲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父亲专注于赚钱。而5%的家庭是“疏离化”，即没有主题父母继续承担家庭责任。他们发现，来自平等主义家庭的孩子受到欺凌的情况较少。而在其余三种家庭模式中，欺凌的孩子参与欺凌的比例更高，疏远型家庭模式与欺凌的相关性最强。新京报：家庭中的角色划分与孩子的行为有何关系？黄岩：孩子们从他们每天在家庭中看到的角色划分和权力关系中隐含地了解到社会上存在等级制度和角色划分，这种观念会影响到你对待同学的方式。我们的分析表明，大约有两种明显的心理途径。如果他们长期处于对性别角色的相对固定的认知中，或者他们将家庭严格地视为“男主外、女主内”。例如，他们认为男孩应该更坚强，女孩应该更听话。当学校里的同学达不到这些期望时，他们更有可能受到嘲笑、排斥，甚至攻击。第二种是能力观，也称为“固定心态”。有些孩子可能会觉得人的能力和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很难改变。这一点在来自边缘家庭的孩子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并不难理解。当父母不在时，孩子们得不到鼓励或支持。你最终会感觉“这就是我”，并且没有信心感觉“我可以进步”。当你在学校遇到问题时，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无法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地位，只有通过压迫别人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数据显示，虽然每种家庭模式的欺凌机制有所不同，但性别偏见越强、刻板印象越明显，孩子就越容易出现欺凌行为。郑俊耀：家庭模式的差异影响着所有青少年，但在相同的家庭环境下，男孩欺凌的发生率普遍高于女孩。这是因为男性的社会化强调地位的竞争。传统的男性气质使有性别偏见的男孩承受着“表现性别”的巨大压力。一些男孩用欺凌来“证明”他们符合性别期望。例如，男孩努力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这实际上是一种“性别表现”。女孩可能会内化类似的信念，但通过关系攻击和自我控制而不是欺凌来表达它们。我持开放态度。新京报：各国之间有何差异？黄炎：参加的15个国家中d 在研究中，超过一半的国家过渡家庭比例最高，但疏离家庭比例在各国中最低。例如，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平等家庭比例约为59%，而日本群马县的比例仅为17%，印度德里为19%，中国济南市为43%左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等水平。秘鲁、哥伦比亚、巴西等拉美国家的情况与中国较为相似。欧洲国家中，西班牙占45%，保加利亚占22%。尽管不同国家的文化有所不同，但数据显示，角色分工平等的家庭遭受欺凌的可能性较小。杨范团队的研究工作。照片由受访者提供。首先，我们有意不设定“这是谁的工作？”的界限。新京报：发布此文后收到了什么样的反馈研究？郑均耀：我看到很多网友比较了四种家庭分工，分享了孩子的性格和行为。很多案例与我们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一条评论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有网友这样评价她成长的家庭。父亲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训斥母亲，但母亲却善良、宽容，包揽了所有家务。她说，甚至在上大学之前，她就模仿父亲的行为，包括对母亲无礼。那一刻我觉得这是力量的象征。后来我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渐渐地我又学会了与人相处。他最后写道，他观察到年轻一代的趋势实际上是“性别融合”。传统的刻板印象解释的行为越来越少，这对下一代来说是一件好事。黄炎：分享了并被朋友讨论。例如，一个人和他或她的伴侣讨论如何使家庭内的角色分配更加公平。如今，当我想忽略接送孩子等家务时，男朋友有时会警告我，即使完成学业，我仍然必须成为一名修炼者。我们还听到了诸如“欺凌和家务分工之间有什么关系？”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为什么不研究被欺负的孩子呢？”这是因为大家习惯把欺凌视为学校问题，忽视了家庭和社会对孩子发展的影响。新京报：您认为这项研究会对中国家庭产生什么影响？黄阳：父母首先要考虑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务的划分只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家人之间是否能够沟通和交流？平等协商，必要时互补立场？孩子们非常敏感，每天都会观察大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因此身教比言语有效得多。如果说男女平等，但家务分工完全不平衡，孩子自然会注意到的很清楚。另一方面，如果父母平等相待，一起讨论解决问题，孩子就更有可能学会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你可能要和孩子一起思考家庭中的不平衡问题。例如，有时我会长时间查看手机，这是一个坏习惯。我对女儿说：“你要成为我们家的‘手机管家’”。如果你看到你爸爸偷了他的手机，你有权把它拿走。我仍然时不时地打电话，但至少我的孩子们明白这很糟糕。全球统计数据显示，女性仍然较多做家务，且男性较多做家务的家庭比例较低。如果发现家庭角色分工不平衡，家长可以一起反思，努力改进。这是纪律和行为的好榜样，为孩子们树立了公平和合作的榜样。郑均耀：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懂得尊重别人。我希望。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要重新思考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惯例。中国倡导性别平等，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家务劳动的实践往往滞后；有关时间分配的研究表明，女性承担的无酬家务劳动通常是男性的两到三倍。了解这些日常生活如何塑造孩子们对公平的看法，可以帮助父母和教育者创造尊重而不是强化等级制度的环境。如果父母是不去做某事，我的建议是：不要故意在“这是妈妈的”之间划清界限。我们不必争取完全平等，但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明白，在家里没有任何一种性别应该做的事情。具体来说，比如父亲应该更多地参与育儿、做饭等任务，母亲也应该参与家庭决策。给孩子分配任务时，不要按性别进行区分。相反，根据您的兴趣和技能进行谈判。另外，如果您的孩子说了一些带有性别偏见的话，例如“女孩不擅长科学”或“男孩需要坚强”，请不要忽视或迅速批评他们。相反，和他谈谈。 “你觉得这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新京报：这项研究对反欺凌干预有何影响？郑均耀：骚扰有不同的类型。除了直接的物理攻击之外，e 也是言语骚扰，例如戏弄和贬义的绰号。关系欺凌，例如操纵社交圈、散布谣言、故意孤立他人。近年来，网络欺凌现象日益突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形式的骚扰可能与身体伤害一样有害。由于难以识别和干预，治愈变得更加困难。引起我注意的是，长期欺凌他人的孩子，成长轨迹往往不容乐观，甚至成年后，人际关系也频频发生冲突，有的最终触犯法律。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的反欺凌计划几乎完全是侵入性的。重点是保护现有的肇事者。 ：我们的研究表明，虽然努力教授同理心，训练学生在目睹欺凌行为时进行干预，制定针对攻击性行为的纪律政策，通过反歧视举措创建包容性学校文化固然重要，但当家庭动态（例如在家庭层面）塑造儿童关于性别和正义的基本信念时，这些努力可能不具有包容性。父母分配家务的方式是孩子的“头等课”。父母积极参与育儿和家务劳动是儿童性别平等的证明。在学校层面：反欺凌项目不仅应融入性别平等教育和培养成长型思维，还应推行家庭友好政策，如育婴假和灵活的工作安排，并提供全面的儿童保育服务。编辑：李从，审稿：陈小树、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