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县官员就像一块玻璃，一碰就碎。”这句清代谚语描述了偌大帝国中基层官员的微妙处境。与帝王将相、大英雄不同，清代州县官员的工作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枯燥、琐碎、平凡的。他们的生活常常被简化为历史叙述中的脚注。清朝的普通官僚是什么样的？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他们的生活细节和情感经历为我们理解这个故事提供了什么样的视角？近日，新书《历史中的人物》分享会在三联淘芬书店（博物馆店）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部教授罗欣、张帆与本书作者郑晓友，以“夹在历史之间的人”为话题展开了对话。借鉴不同他们不分学术背景，探讨了清朝的政府制度、基层治理和人民生活，分析了小人物与大历史的关系。新书《历史人物》分享会场景。照片由主办方提供。同理心可以让人们将自己读入故事中。黄柳宏、钱良泽、张五观、王佑、杨朝观、吴伟、朱奉贤、张祖基、穆启贤、刘光地、吴用、恩光等，他们可能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名字，在经典史中也找不到他们的完整传记。他们不是皇帝、将军、豪门，职位大多不高。他们的人生故事散布在日记、书信、碑记、地方志的缝隙中，见证了明清两代、康干盛世、川楚宗教。叛乱、1898年的维新运动、庚子的国难……问题他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一切，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没有什么不同，比如为谋生而奔波的耻辱，世俗的烦恼，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及因内心的精神摩擦而产生的无助感。郑小友在《历史中的人物》一书中，巧妙地将传记生活轨迹与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清朝独特的社会形象。郑晓宇坦言，他原本想写一些聚焦天理教事件的基层官员，但当他开始梳理张祖基和吴伟的生活时，一种意想不到的位移感油然而生。对事业的担忧，对世俗的担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紫藤不仅存在于200年前的远古时期，而且也存在于今天的人们身上。当他写重要人物时，他会冷漠地观察他们。当她写下这些小人物时，她就变成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郑小友意识到，换位思考y是通俗写作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同理心可以让人们将自己读入故事中。于是他放弃了原来的学术计划，开始了新的写作方向，写清代历史上有趣的、鲜为人知的人物传记。活动现场，郑小友讲述了他为何写《历史中间的人》一书。 《历史中的人》 作者：郑晓友 版本：生活/阅读/新知 三联书店2026年3月 历史学家王迪曾指出，这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能够绕过宏大叙事，将镜头聚焦在正统历史中被遗忘的个体的命运，通过日记、书信和档案来重构边缘人物的生活细节和精神世界。在罗欣看来，郑小友作品中的人物是“那些写了《清史稿》却故意选择忽视的人”。世界传统文化历史就是历史必须用传记来书写，而这种讲述历史的方式仍然高度发达，传记最晚成为正统历史的支柱。 《清史料》卷二百至三百卷，皆为传记，但对可收录的人物种类有严格的规定。中国近代史学虽然诞生于五四运动之后，但清史文献的传记选编仍紧紧沿袭过去的传统。只有随着20世纪下半叶历史的发展，才会引起人们对这些人的关注。在罗欣看来，“我们能选择这些人来写他们的问题，如此关注他们的命运，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历史人物》中，有一个关于“盛世问题儿童”王宇的触目惊心的故事。雍正、乾隆两代进士，排名第八。由于雍正皇帝对浙江学者的偏见，他被贬为县令。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孩意外溺水后被收留的巧合故事。经过层层发酵，故事被编织成一个“县官强行关押妇女，百般折磨”的黑暗故事。 。老板生气了，同事生气了，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他，王宇的职业生涯陷入了危险。郑晓友说，这种平庸而悲观的命运，正是清朝“贪官污吏”心态的一面镜子，这种心态优于热血人民的心态。据郑晓宇介绍，黄柳宏是《历史人物》中的第一个人物。 《府会全书》是考察清代地方行政史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石敬虔的名著《皇甫之死》中也提到了他。郑小友的老师郭润涛对黄六红特别关注，并致力于编撰《福会全书》。郑小友还帮忙收集有关黄六红及其家人的资料，可惜这项工作因故没有完成。在写一篇有关天理教的文章时，郑小友发现邮件往来已经有十多年了，其中一篇是黄六红先生的女婿黄先生写的文章。翰林，忆其岳父岳母之家，这种材料在清代也是不多见的，这些材料最终促成了这篇文章：“过去有人说过：学历史的人是做什么的？他们学历史做什么？”对此，罗非典型地提出了相反的证据和各种“复杂性”：“省、地官员就像玻璃墙，一碰就会碎。” 《历史中的人》中的悲伤故事之一就是穆的故事。齐贤，道光年间的“小官”。他是项兰琪手下的“档案秘书”。他留下了一本罕见的满洲日记。他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卷入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事实上，他的妻子指责皇帝的弟弟绵开王子建立私人监狱，将100多名无辜者关押了16年。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宫殿和花园中救出了七十六名囚犯，其中一些人已经被监禁了十多年，还有一些人服毒自杀。在清朝的权力结构中，旗主占有优势，但郑小友夫妇的勇气从何而来？说道：“这种平凡的生活被爆炸所照亮，是人们面对世界的腐朽、制度的腐朽以及尊严和自由时的本能力量。”郑小友表示，省、县官员清朝的处境十分困难，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制度本身。到了后期，系统的评价变得更加严格。 《员工处分规定》对无论事件大小都给予处罚作出了规定。例如，如果某个县发生严重抢劫案，囚犯越狱，该县雇员的工资将从案发之日起停发。从制度上讲，所有员工都有工资，但实际上，如果没有政府拨款，几乎不可能获得各种地方项目。经费往往是通过扣留公职官员的俸禄来筹集的。雍正以后设立的“廉”，最初的目的是补贴官员。但到了嘉庆时期，这种制度性的低俸如官员俸禄往往无法实现，官员被迫寻求“灰色收入”来维持收入。这些收入是无形的。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政府运作。如果法院“清理赤字”，所有官员都可能面临风险。为了生存，它们必须进行财政调整，这将导致赤字。郑小友在张五观的故事中提到了一件残酷的事情。张五观在处理旧案时，发现一名在甘肃庄浪偏远地区担任知县的绍兴官员，因亏欠银币四百多两而被“迫害”（入狱、没收），死在狱中。他没有孩子，只有一个自幼失去父母的侄子。这个男孩从十几岁起就一直和他叔叔在一起。他最初被关在绍兴只是为了强迫家人归还钱。张五官连续第三年向上级汇报，要求免除自己的400多两债务，并表示除了饶了侄子的命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追回。豪维国家债务减免需要税务部的批准，而浙江省长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开创先例。张五官努力的最终结果。结果未知。这个案例说明，在严格的制度下，基层县官并不是简单地被迫这样做的，他们面临着自身的生存压力，必须承受来自前任、上级和体制的反复压迫。看得出来，你的处境很困难。清末古代官员恩光的故事，向我们讲述了一百多年前发生的“内部精神摩擦”。这位帝国大学的六品小官，留下了一本日记。她的文字充满了“拥抱春天的少女”的深沉情感和“绝望诗人”的忧郁。他在日记中多次谈到自己的遗憾，并反复确认自己应该如何调和理想与现实。这种类型的详细、重复ve，几乎吸引人的心理活动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熟悉的情感经历。是无法前进的缓慢，是对世界的无助，是明知必须前进却常常怀疑自己价值的疲惫。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帆评论说，《历史中的人物》是“学术为主体、传播为适用”的典范。所描写的人物大多是专家学者所不认识的，但一般读者却可以很容易地深入研究历史情境。记者/编辑何安安/崇明校对/赵琳